曹氏建国：挟皇帝的孤胆枭雄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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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写到曹操病逝时，罗贯中曾引证晚明诗人钟惺的一首《邺中歌》作为对这位三国榜首枭雄的点评。诗中有两句如此写道：“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功首”与“罪魁”、“遗臭”与“流芳”原本是两对方枘圆凿的反义词，用在曹操身上却都显得恰如其分。曹操天然担得起“功首”和“流芳”的赞誉：他简直是以一人之力接连了汉代数十年国祚。可是骂曹操“罪魁”“遗臭”也没错：接连四个世纪的大汉王朝，终究是在他的精心安置下走向分裂的。

对曹操进行公允点评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使命，东汉末年以“月旦评”闻名全国的许劭，曾送给曹操一个极为对立的经典评语：“子治世之能臣，浊世之奸雄。”许劭无愧有识人之明，这句评语也确实成了曹操的手刺撒播于后世。

许劭的点评究竟留了些情面，而在劲敌周瑜眼中，曹操的形象直接被锁定为“讬名汉相，其实汉贼”。这本是一句带有显着政治意图的进犯，却在千年后由于《三国演义》的众所周知而家喻户晓。《三国演义》脱胎于宋元话本，宋代苏轼曾在《东坡志林》里记载，其时听三国故事的孩子们“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比及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这种尊刘抑曹的倾向被进一步加深，后人提及曹操即联想到反派。

国画《曹操》（作者：苏文，1988年）

其实，曹操这个“汉贼”当得有些冤，他尽管侵凌皇权，但毕竟没有改朝换代，汉朝的消亡是以曹丕称帝为起始点的——从这个视点来看，曹操从未日子在“三国”年代，他竟是一个彻里彻外的汉代人。

曹操没有代汉，那他究竟有没有改朝换代的野心呢？《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中，就在曹操宣布了“专欲为国家讨贼建功”的言辞后，罗贯中便引证了白居易《放言五首》中的诗句作为点评：“周公惊骇谣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开始身便死，终身真伪复谁知。”周公是忠臣，王莽是僭主，那曹操是忠仍是奸、是真仍是伪呢？《三国演义》以贬魏扬蜀为主旋律，但这一处引证却“露出”了书中的困惑，由于就连罗贯中自己恐怕也不敢对曹操盖棺事定。

《三国演义》成书后，又是数百年年月逝去，后人当然更不行能去探寻曹操心里的实在主意。并且，这种探寻自身也是无解的：人的志趣简单跟着位置、舞台、才智的进阶而改动——曹操身世官宦世家，在浊世中经过绵长的戎马生计锋芒毕露，终究进九锡、称魏王，位极人臣，这类人的志趣岂能用片言只语归纳？汉相与汉贼，或许本就不是一对反义词。

走运的是，作为年代宠儿，曹操的命运与汉朝的国运紧密结合在了一同，这使他生射中的重要节点简直都会在朝廷公函与私家信件中留下或直白或隐晦的记载。因而，在前史文书中寻找头绪，复原实在的曹操，就成为可行计划。假如说《三国演义》意在刻画一个单向度、易传诵的文学形象，那这些前史文书则将展示人道中最杂乱幽微的一面，而这，也理应是曹操更为实在的一面。

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中平六年（189年），当并州牧董卓率领着气势如虹的凉州大军入主洛阳时，东汉的陵夷猛然加快了。

其实在这之前，东汉的国运就现已岌岌可危。汉灵帝刘宏即位后实施党锢，宠信宦官，卖官鬻爵，胡作非为，在各州逼出了大张旗鼓的黄巾起义，在国都洛阳则催发了十常侍之乱，连汉灵帝自己也在紊乱中病故。汉灵帝驾崩后，年仅十三岁的长子刘辩继位，是为汉少帝。

凉州牧董卓就是趁着这一片紊乱兵发洛阳，掌控了形势的。入主朝政后，董卓很快废掉汉少帝，改立汉献帝刘协，成为大汉帝国这艘行将淹没的巨舰事实上的掌舵者。汉朝自刘邦肇基，至汉献帝即位时立国已近四百年，绵长操控下累积的旧准则与利益链当然不行能在朝夕间被董卓一人推翻。反董实力敏捷集结起来，组成了一支多达十余万人的关东联军，与董卓掌控的朝廷遥相坚持，很快便爆发了董卓征伐战。

关东联军的成员以当地上手握兵权的州牧、太守、刺史为主，各路诸侯很快推选出了盟主袁绍。袁绍身世于汝南望族，因宗族中四世接连担任“三公”高位，被时人称为“四世三公”。借祖上福荫，到了袁绍这一代，袁氏现已门生故吏遍全国，在诸侯中享有极高声威；东汉时期又历来重视家世家世，因而袁绍中选盟主可谓人心所向。

尽管关东联军以征伐国贼董卓、康复大汉江山为名，但在联军盟主袁绍眼中，“清君侧”却并不是最优选项。董卓操控的凉州兵骁勇善战，关中又地形险恶，经过战役解救皇帝已然十分困难；纵然侥幸取胜，之后还需经过政治手腕操控洗牌后的朝廷，这就更是难上加难。那么问题出来了：已然董卓可以经过废立皇帝一举完结独揽朝政的意图，为何声威更盛的袁绍不行以？念及于此，袁绍将目光投向了东海恭王刘彊之后——刘虞。

时任幽州牧的刘虞举孝廉身世，曾为东海郡吏，一路累迁至刺史、州牧。与遍及瘦弱的汉室宗亲不同，刘虞治军能平定张纯、安慰乌桓；为政则功劳卓著，深得民心，在朝野均颇有声威，以至于董卓在掌权后都要派使者遥授他为大司马、封襄贲侯。假如刘虞果然在袁绍的支持下称帝，东汉末年的政治走向，就真难以预测了。

为了拥立新君、完结与董卓平起平坐的野心，袁绍撮合了冀州牧韩馥等诸侯，一起也没忘掉请曹操“共襄大业”。其时的曹操在诸侯中并不算十分抢眼的实力，袁绍抛出橄榄枝，更多出于将曹操视为故人的考量。可是，曹操却回敬了袁绍一个铁骨铮铮的批驳：“今幼主弱小，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全国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粗心是，汉献帝受制于董卓，却没有亡国的过错，怎么能简单新立新君？假如列位诸侯想立刘虞为帝，那我曹操便只好一个人向西进发，独战董卓了。

这段话里的“诸君北面，我自西向”可谓“金句”。臣子朝见皇帝需面向北，刘虞所在的幽州刚好又坐落华夏的北部，因而“北面”二字有些双关。“诸君”可所以虚指也可所以实指，意味着支持袁绍另立新帝的实力不在少数。其时曹操实力不强，颇具个人英雄主义的“我自西向”当然不行能改动战局。可是，这四个字却好像种子一般在曹操心中埋下，假以时日，它将能生长为参天大树，改动曹操以及东汉十三州很多人的命运。

曹孟德谋杀董卓，清初刊本《三国志像·绣像金批榜首才子书》

无十分之功，而受十分之福

初平二年（191年），在关东联军的震撼下，董卓迁都至长安，次年便命丧吕布之手。董卓身后，他的部将在关中堕入混战，而征伐董卓的各路诸侯同样在关东为争夺地盘而厮杀起来。势单力薄的汉献帝借着这片紊乱逃回了洛阳，但旧都早已在比年战火中沦为废墟。就在此刻，现已生长成一支不容小觑的力气的曹操，做出了一个严重决议：将汉献帝迎候到他的根据地——许昌。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了解《三国演义》的读者知道，之后的前史条线一下变得明晰起来。曹操迎奉皇帝后成为东汉的头号功臣，简单获得“奉皇帝以令不臣”的优势，奠定了他一致北方的政治根底。这种主意其实将前史过火简化了。后人只看到曹操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却疏忽了身处局中的曹操有着怎样的纠结与折磨。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先是被同僚表请秉承父亲费亭侯的爵位，旋即封为大将军、武平侯，又在让去大将军职位后改任司空。明面上的曹操加官进爵、风景无限，暗地里的曹操却多次三番上书推让，谨言慎行。《三国演义》究竟是小说，且来看看这一年前史中的曹操在上书时是怎么着笔的：

《又上书让封》：“……考成效实，非臣之勋。臣祖父中常侍侯时，但从辇扶翼左右，既非首谋，又不奋戟，并受爵封，暨臣三叶……”

《上书让费亭侯》：“……臣自三省，先臣虽有扶辇微劳，不应受爵，岂逮臣三叶？若录臣关东微功，皆祖先之灵祐，陛下之圣德，岂臣愚陋，何能克堪！”

《上书让增封武平侯及费亭侯》：“……臣三叶累宠，皆统极位，义在殒越，岂敢饰辞！”

《上书让增封》：“无十分之功，而受十分之福……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实，下为臣身免于苟取。”

这几份上书均收录于清代严可均所辑的《全三国文》，宗旨很简单归纳：曹操自认为征伐董卓的“关东微功”和迎奉皇帝的“扶辇微劳”微乎其微，配不上汉献帝所封的爵位，“无十分之功，而受十分之福”会带来灾害。皇帝封赏，臣子推让并不稀有，但曹操的用语如此谦卑，就很值得玩味了。

这几份上书中呈现了三次“三叶”，“三叶”即“三世”，曹操的养祖父曹腾被封为费亭侯，曹操的父亲曹嵩袭爵，至曹操已历三世。从后世的视角来看，曹操是规范的名门身世，但在东汉士大夫阶层眼中却刚好相反：曹腾本是宦官，一贯为清流所鄙夷，因而这儿的“三叶”不只不是荣耀，反而是曹操政治生计的污点，曹操在秉承爵位时多次推脱，很难说心里没有自卑之心。在《上书让增封》中，曹操说到自己尽管知道“让不过三”，但仍是坚持推让乃“至于四五”，这儿的“四五”未必是虚指，其时曹操应该还写过其他推让的上书，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散佚了。频频上书的行为可以证明，曹操推让爵位的情绪是十分坚决的。

在《三国演义》的叙事中，曹操似乎先知先觉一般，在迎奉汉献帝时就勾画出了未来几十年的时局改动和政治蓝图，其实这是不实际的。其时稳坐诸侯头把交椅的袁绍，几经思量之下做出了抛弃迎奉皇帝的战略挑选，曹操这才有时机“捡漏”。至于不迎皇帝的理由，袁绍的谋士郭图和部将淳于琼剖析得也很透彻：“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言下之意，假如将汉献帝接到身边，动不动便要请示圣意，假如事事听命，权利便轻了；假如违背圣意，又有拒命之罪，那真是双面尴尬。因而，曹操手中的皇帝未必是一张好牌，乃至还或许变成棘手的山芋，而后边几年前史的开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的曹操与汉献帝

曹操挟皇帝以令我乎

建安元年，曹操受封大将军，比袁绍所授的太尉还要高，这引发了后者的愤恨。《献帝春秋》记载：“（袁）绍耻班在太祖（曹操）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皇帝以令我乎！’”可见，曹操见袁绍被激怒后大为惊慌，马上将大将军之位让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袁绍竟然直言不讳地骂出了“挟皇帝以令我乎”，这说明“奉皇帝以令不臣”只是曹操一厢情愿的抱负而非实际，只是由于曹操的成功而被后人神化了。

在实力面前，一个毫无实权的汉献帝并不能让袁绍桀骜不驯，曹操宣称的“奉皇帝”的功劳，在敌人眼中只需转化话术，马上就成了“挟皇帝”的罪证。在后续的征战中，这一点还将被很多政敌所使用，其间就包含诸葛亮和周瑜——当然，这又是别的一个故事了。

一方面是曹操各样推托爵位，另一方面是曹操在惊骇中交出大将军之位，这说明至少在坐拥皇帝的开始几年，曹操的野心是十分有限的，否则在承受大将军职务时他会更抑制，面临袁绍的怒叱时，他的体现也理应更为平平。要知道，只是几年之前，当曹操说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时，他还很或许由于这句慷慨激昂而命不知何处，如此血性中人，怎能被界说为政治家呢？更合理的解说是，曹操刚刚借由超卓的军事才能在诸侯中争夺了一席之地，但还未彻底打败宦官之后的身份自卑，此刻的他假如有大志，更多的也是经过累积军功、尽忠汉室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一价值取向让曹操决断回绝另立新帝而挑选迎奉皇帝，也让曹操在对爵位极度抑制的一起对大将军这一职务又失去了抵抗力，直到激怒袁绍后才“幡然醒悟”。

更进一步，关于含着金汤匙出世、一直让自己在门阀士族暗影下日子的袁绍，曹操大略存有着妒忌乃至是恨意。作为政治家，一统全国本应是终究愿望，但关于刚刚完结阶层迁跃、没有完结人物转化的曹操来说，力压袁绍或许才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战，由于这一战的输赢关乎庄严。这一年曹操四十二岁，现已超过了三国时期人的平均年龄，他怎么能意料自己享六十六岁的高寿？关于此刻的曹操来说，无论怎么都很难生出改朝换代的远大抱负，但打败袁绍却是有着完结或许性的现世方针。

为此，曹操苦心经营，磨剑数年，总算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战中打败了袁绍。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定乌桓，袁绍之子袁尚、袁熙败走辽东后被公孙康所杀，曹操心中多少意难平，到此总算停息。一千年今后，宋代的词人兼将领辛弃疾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感叹：“全国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其实在曹操心中，刘备与孙权哪里能和袁绍比较呢？刘备与孙权不过是后半生军事上的对手，而袁绍却是前半生心里的宿敌。

无论怎么，肃清袁氏实力后，曹操现已一致了大半个北方，成为东汉最强壮的诸侯。现在，再也没有人勇于和他争抢大将军之类的官位了。如此杰出的战功，会不会让曹操的野心胀大，乃至于发生改朝换代的志趣呢？

前史不容假定，但曹操心里的奇妙改动，却明晰地体现在了随后几年的信件与文章中——当然，这其间的起承转机，却要另起华章，细细道来了。

（来历汹涌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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